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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背叛共產黨始末

2020-07-31 11:17:53  來源: 激流1921   作者:徐淵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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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臺灣光復五十五周年前夕,天空籠罩在深秋的陰霾氛圍下,數百名五十年代的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齊聚在臺北市青年公園,為五十年代死于白色恐怖血腥鎮壓的難友虔誠默哀。當低沉而哀傷的《安息歌》樂聲緩緩響起時,許多當年曾經飽受白色恐怖迫害的政治受難者和殉難者家屬,眼眶不自覺泛滲出淚水。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

  指引我們向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榮

  你為愛國而犧牲

  冬天有凄涼的風

  卻是春天的搖籃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

  我們繼續向前走

  李登輝于一九四六年自日本返回臺灣后,隨即進入臺灣大學就讀農學院農業經濟系。成長于日本殖民地臺灣,年長時負笈日本,習慣了法治社會的常規,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的李登輝,回臺后目睹來臺灣接收之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倒行逆施、腐敗貪婪、無惡不作,不但對國民黨政權印象極端惡劣,更對當年來臺之外省軍政官員及各省人民甚覺嫌惡。

  而真正啟動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關鍵,則是他因緣際會結識了李蒼降、陳炳基、林如堉等人。對爾等力主改革國政弊端的滿腔熱血,和對外省軍政人員來臺倒行逆施、橫征暴斂的深惡痛絕,更有共鳴之處。

  李蒼降,家里是臺北蘆州望族,臺北二中畢業,日據時代中學五年級時,因參加抗日活動,被日本殖民政府逮捕,入獄三年余,直到臺灣光復后才出獄。李蒼降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李友邦的侄兒,而李友邦系光復初期炙手可熱之“半山”,是當時名聲響當當的人物,甚得蔣經國寵信,故而安插來臺擔任臺灣省黨部主委,似有為蔣太子來臺“卡位”之態勢??上?,李友邦因涉及“通共”案,于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后,被當局綁赴南京,入獄至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被國民黨政府當局槍斃。

  早先,李友邦有心培植李蒼降這位晚輩,特地在光復后送他到中國大陸杭州讀高中。“二二八事跡”后,李蒼降從大陸匆匆束裝返臺,叔叔涉案系獄,悲憤之情使他對國民黨政府觀念丕變。李登輝偶然間得識年紀較他輕的李蒼降,得知李蒼降的特殊背景與際遇,兩相攀談,反對國民黨政府和不滿現狀的理念都頗為投契,為同志友誼奠定了基礎。李登輝私下認為,雖然李友邦已被當局逮捕入獄,李蒼降在國民黨政府內斷無前途可言,但以李友邦在國民黨內的舊關系,加上李蒼降本身亦曾系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成員(李蒼降加入“三青團”,適值其叔李友邦擔任“三青團”臺灣省支團部主任之職),上層關系良好,更何況,李家是臺北蘆洲望族既是名門之后,攀附于他,日后諒必大有可為。

  陳炳基年紀比李登輝小,稍早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已經加入共產黨,算是這幾個人當中在共產黨內的黨齡資格較老的一位。李登輝“入黨”,陳炳基實際上亦扮演了催化的角色。在初步的組織活動中,陳炳基也是相當活躍的靈魂人物。嚴格講起來,早先陳炳基的家世背景也不是“無產階級”,而他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熱血青年,因抗日而加入最早的臺共組織。陳炳基籍隸臺北,父親是臺北“盛振布店”店東,算是臺北迪化街一帶的望族,主要經營布莊買賣,頗有積攢,家境尚稱富裕。日據時代,陳炳基因欲偷渡至大陸參加抗日,知名女醫師謝娥曾予資助,可惜因事機不密,被日本憲兵拘捕入獄。臺灣光復后出獄,日本東京爆發著名的“澀谷慘案”,日本當局任由日本暴徒殘殺臺灣同胞,并不準臺灣商人在日本澀谷經商,以免臺灣人搶日本商人的生意,日本警察竟將十幾位臺灣商人強行遣送回臺灣。此事發生后,引起臺灣輿論界的強烈抗議。陳炳基即利用臺共黨組織,舉行游行活動,引起國民黨政府關注,成為當年政府極感頭痛的激進青年之一。

  林如堉,臺北板橋人,畢業于上海同文學院。

  李登輝認為李蒼降、陳炳基等人都是值得結交的益友。以李登輝早在日本時期即留心社會主義的淵源,他和陳炳基訂交后,應已隱約感覺陳炳基可能是共產黨員?;诟鞣N理想和現實的因素,李登輝很自然地和李蒼降、陳炳基、林如堉等人形影不離,結成共存共榮的同志關系。

  基于壯大組織的想法,又發覺包括李蒼降、林如堉、李登輝在內的朋友,都對政府當局極端不滿,陳炳基知道時機已臻成熟,遂積極激勵李蒼降、林如堉、李登輝等人能在適當時機加入黨組織。

  此時,中國大陸的時局亦愈來愈緊張,國共戰爭的硝煙逐漸彌漫全中國。一九四六年二十月二十四日,發生北大女學生沈崇被美國軍人強奸事件后,各地發動大規模示威游行,抗議美軍暴行,并要求美國從中國撤軍,減少中共“解放”全中國的阻力。雖遠在臺灣,全臺青年也在同一時間發動了反美示威活動。陳炳基、林如堉、李登輝都十分熱衷于這項抗議行動。

  沈崇事件發生后,李登輝和林如堉、陳炳基這批朋友,在臺大法商學院召開反美游行示威籌備會議。會議舉行時,李登輝見到陳炳基旁邊有一位陌生人,他擔心這人身份有問題,還貼在陳炳基的耳朵邊說:“這個理小平頭蓄短胡子的家伙,該不會是國民黨特務吧?”李登輝那時非常機警,陳炳基告訴李登輝:“不會的,他是我親叔,是自己人,別擔心!”而這位“陌生人”,就是我幼年的長輩鄰居,陳炳基的表哥——巫金聲。

  臺北街頭的示威行動,臺大方面籌備工作主要負責人即為陳炳基、林如堉、李登輝等人。這里頭,李登輝的年紀顯然是最長的一位,但是,這個階段中,這群人實際上的領導者卻是陳炳基。

  “二二八事變”前的那段時期,臺灣民眾對陳儀領導的長官公署各種倒行逆施積怨愈來愈深,知識分子們不約而同地熱烈批判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官吏的貪污和施政的不當;情緒激動的更直接參加了反政府的活動。

  事變發生后,臺北市北門附近的鐵路平交道圍滿了憤怒的群眾,企圖阻斷火車通行,警察和憲兵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只好在現場圍起重重人墻,把群眾阻隔在外,警民雙方劍拔弩張,暴亂一觸即發。當時的陳炳基,經常在萬頭攢動的群眾里邊出沒,事變發生時期亦是非?;钴S的一員。后來陳炳基因此而被臺大法商學院開除,為了逃避當局追捕,曾經藏匿在李登輝三芝鄉老家“源興居”一段時間。

  一九四七年七月,從大陸回臺灣不過半年的李蒼降首先找到李薰山,和他進行晤談。李蒼降見李薰山時,作了一番自我介紹。李薰山發現李蒼降和他還有一段頗為特殊的淵源,因此倍感親切。

  原來,李蒼降和李薰山非但是舊識,而且還有一段日后成為生死之交的少年經歷。

  日據時代末期,李薰山為反抗異族統治,經常到學校圖書館尋找能啟發愛國精神的書籍閱讀。學校放假時,李薰山常去位于臺北市川端町(即今天臺北市牯嶺街一帶的地方)閑逛那附近的舊書店,遇見店中有賣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著作,或是馬克思主義著作,總是駐足店內專心閱讀,不忍離去。書店老板見他求知欲甚強,印象十分深刻。和他混熟了以后,老板發現李薰山對反日書籍甚感興趣,經常會偷偷告訴他,最近又有“好貨色”進來了,于是趁人不注意時,拿些抗日書籍給他看。

  這期間,李薰山在因緣際會下,認識了一個名叫雷燦南的年輕人。據李薰山告訴友人,雷燦南,臺北二中畢業生,是一位極富民族精神的青年,兩人很談得來。雷燦南又為李薰山介紹了他在臺北二中的同學李蒼降。李蒼降當時在臺北蘆洲公學校當教師。李薰山知道雷燦南和李蒼降都愛看抗日書刊,有次他在帝國大學(臺大前身)圖書館發現有幾本重慶版的白話本抗日禁書,其中有本書的書名叫《清算日本》。李薰山讀完這本書后,覺得這本書有價值介紹給同好閱讀,就將書偷偷帶回家。

  于是,他將這本書借給雷燦南、李蒼降看。不巧,李蒼降在蘆洲公學校私下看這本《清算日本》時,因過于大意,竟被擔任日本線民的日籍同事發現,并向警察局密告。

  在監獄中,日本特務嚴刑拷打雷燦南、李蒼降,逼他們招供究竟是誰提供這些反日書籍給他們看的。雷燦南、李蒼降在獄中雖然被打得死去活來,受盡酷刑,兩人抵死不供出李薰山。雷燦南因受日本特務過度刑訊,甚至精神狀況異常,仍不屈服。出獄后,在街頭演講宣傳抗日,又被日本警察逮捕,最后因精神崩潰,死于獄中。

  李薰山既和李蒼降有這么一層革命感情,老朋友久別重逢,自是格外親熱,一番寒暄客套后,李薰山當然有話直說了。

  李蒼降告訴李薰山,“二二八事變”使他對國民黨政府相當失望。他叔叔李友邦安排他去大陸念書時,還曾經加入國民黨外圍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冀望能為國民黨做些事情。經過這些年,他深感跟隨國民黨是不會有希望的,所以已經決意退出“三青團”。李蒼降說,國民黨胡作非為,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于今之計,如果再不思振作,通過組織的力量,爭取發展社會的機會,如此發展下去,國家只有衰微一途,根本不可能強盛起來。

  李蒼降熱血沸騰地向李薰山建議,他有幾個朋友,大家都有志一同,想成立一個“進步組織”,詢問李薰山共組這一組織的意愿。其實,從當初共產黨的做法來講,李蒼降所謂成立“進步組織”的講法,就是要借此成為中共黨員的意思。

  李薰山那時已經加入共產黨,但因剛成家,而且妻子也即將臨盆生產,本身有家庭壓力,擔心過度活躍容易暴露身份。更何況,最初他只曉得李蒼降因為他叔叔的關系曾經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如今他嘴巴里講自己已經退出“三青團”,但實際上到底怎么樣,仍待一番查訪以后,才能再作定奪,免得被國民黨派人臥底,反而誤了大事。他這一點政治警覺是有的。所以,李薰山對李蒼降一頭熱的提議興致并不高,內心十分猶豫,因而未給李蒼降明確的答復。但是,兩人會面后,李蒼降的那番話始終在李薰山的腦海里翻涌,久久難以平抑。經過他私下的考查,李蒼降在叔叔李友邦被捕后,對國民黨恨之入骨,動機上應該是很單純的,絕非國民黨滲透人員。

  經過深思熟慮,李薰山把這件事向中共在臺灣的上級組織作了報告,經上級同意,認為成立新組織的行動宜積極進行。李薰山便和李蒼降見了第二面,表明愿意和他籌組新的組織,隸屬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組織在黨的體系中,歸在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臺灣大學支部底下。李蒼降又把陳炳基、林如堉、李登輝三個人介紹給李薰山認識,這是李薰山頭一次見到李登輝。

  自此,李蒼降等人正式納入中共組織。小級成立之初,尚無任何特定名稱,但成員基本上只有李薰山、李蒼降、陳炳基、林如堉、李登輝五個人。小組成員每天研讀馬克思著作,研讀完就進行討論。因那段時間最常研讀的兩篇文章,一是《新民主主義論》,另一篇是《論人民民主專政》,所以,大家便起意為小組太陽能名為“新民主同志會”。這個組織于一九四七年七月正式成立。因為小組成員始終僅只五人,故又簡稱“五人小組”。由陳炳基帶頭,擔任“中央委員”,同時陳炳基也兼任另一組織“學生工作委員會”之委員。

  “新民主同志會”成立后,組織決定應定期召集內部讀書會。那時,李登輝的友人陳振基有幢日式平房在臺北“川端町”(日據時代區名,現為臺北市古亭區轄區),李登輝向他借來作為在臺大讀書的住處,“新民主同志會”就定期借這幢日式平房作為小組研讀共產黨書籍和開會的場所。在這里,“五人小組”也作出了拓展組織的決定。(按:有關李登輝在這幢平房內發生的故事,將在下章詳述。)后來因見李登輝住所閑人出入太雜,才改到林如堉位于中山北路七條通之住所開會。

  “新民主同志會”成立以后,組織內只有李薰山、陳炳基兩人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因此,李蒼降、林如堉和李登輝三人,在李薰山的帶領下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的“臺灣工作委員會”成立之初,凡是加入共產黨的,除非本身是工人或農民出身,一般都要經過半年的入黨考核審查期,在這段審查期間,都是所謂的“候補黨員”,必須通過審查,認定成份無問題,黨內外政治活動夠積極,才準許成為正式黨員。

  經過中共臺灣工作委員會的初步審核,認為包括李蒼降、林如堉、李登輝在內的“新民主同志會”成員,多半是抗日活躍分子或高級知識分子。據當時和李登輝同一個小組的現存同志表示:“黨很快就批準了他們的入黨申請,主要是因為‘二二八事變’的關系,加上他們多半是活躍的抗日分子,所以未經過‘候補黨員’這關,便直接成為正式黨員。”

  李登輝三人的入黨申請書表和自傳,便是通過李薰山,由李薰山親自交給劉沼光。李登輝正式入黨時間是一九四七年十月。

  劉沼光是何許人呢?此君也是臺灣人,二次大戰時期也曾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光復后回臺灣,任職臺灣大學醫學院助教。

  劉沼光再將李登輝的入黨申請書表連同自傳,轉交到臺大支部上級指導員廖瑞發的手上,最后再交給中共在臺最高負責人蔡孝乾,審批核準他們的正式入黨申請。一九四八年元月,黨組織派了一位大陸人徐懋德擔任小組指導員。(按:徐懋德系大陸解放前的交通大學土木系畢業生,臺共組織被國民黨破獲后,潛返大陸,后任大陸交通大學教授,現已退休,居住天津。)

  “李登輝為什么會脫離組織?據我理解,和一九四八年為了紀念‘二二八事變’一周年的活動有關”,李登輝的同組老同志回憶道。他還說出了李登輝脫黨的全部經過。

  一九四八年二月間,李薰山傳達了上級的指示。他說,組織交代,那年的“二二八”周年活動中,一個最重要的項目,是要每一個分支黨部交出一篇文章,題為《紀念“二二八”告臺灣同胞書》,準備以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名義向臺灣人民散發。上級的意思,這篇告臺灣同胞書油印之后,以郵寄或是秘密散發的方式,發到全臺灣的重要角落,打擊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基礎。因那份油印傳單散發的對象,主要是國民黨在臺灣的黨政軍干部、學生和知識分子,到時一定會引起社會騷動,如此,必須發揮黨的力量。

  而“新民主同志會”本身,也準備以該“同志會”的名義,另外再散發一份紀念“二二八事變”的《告臺灣同胞書》,原則上也是請每位同志各寫一篇。

  二月二十日過后的某一天,所有同志都把稿子交給了李薰山。當時“新民主同志會”采取非常民主而公開的方式,他們把所有的文章拿出來討論,由大家決定究竟采用誰的文章公開印行,并不是由上級指導員徐懋德以組織領導的威權來決定究竟如何取舍文章。

  一位成員說,李薰山那篇文章是用日文寫成的,李薰山主要的考慮,是怕光復后不久,臺灣民眾許多人還不太懂中文,用日文可以增加文章的效果,達到普及化的目的。

  照道理說,徐懋德是大陸人,和“新民主同志會”本省籍同志的交情并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所以不會對任何個別同志有所偏袒,取舍文章理應不會有任何私心上的考慮。“新民主同志會”的成員和李登輝也沒有嚴重沖突,不可能以好惡之心排斥李登輝。因此,大家都只是就事論事,希望這份文宣品能發揮它應有的巨大作用。最后大家開會決定選用了李薰山的稿子作為《告臺灣同胞書》的正式文稿,并付梓印行,準備二二八當天正式散發出去。

  據李薰山事后向同志和友人謙稱:“我想大家會選我的文章,并不是因為我寫得好,事實上反而我覺得李登輝寫的稿子比我好,他算得上是我們這個組織里邊文章寫得最好的一位。”

  在籌劃“二二八”周年活動時,除了沿街張貼大字報的構想,李登輝還提出了不少建議。但是,“新民主同志會”的其他成員認為李登輝提出的想法多半是“書生之見”,不符合民眾的需求,若照著做的話,非但窒礙難行,而且得不到民眾的共鳴。在會議過程中,自己提出的意見均被同志否決,使這個個性一向好強爭勝的李登輝,積了滿腹怨尤。

  不論是文章或是籌劃運動的方式,決定權既是在于全體同志,李薰山當然沒有立場去作任何改變。然而,此事卻引起李登輝內心的極度不悅。

  未采納李登輝的文章和他的主意還只是導火線,究其根源和遠因,主要在于李登輝自恃太高,故而瞧不起“新民主同志會”里頭的其他同志。例如李蒼降、陳炳基年紀上要比李登輝小幾歲,那時的學歷也只有中學水平,而李登輝自認是留日歸來,縱使尚無大學文憑,畢竟是喝過洋墨水了,和李蒼降、陳炳基在一塊兒,等于是貶低了自己的身價;何況同志們的年紀上,李登輝只比李薰山小一歲,其他的人都算是他的小老弟。不采納他搞群眾運動的方式也就罷了,居然連文章都不被采用,怎不教他引以為畢生奇恥大辱,難以咽下這口氣。

  李登輝在“新民主同志會”內曾經高傲地說,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資本論》這些共產主義理論著作,組織內誰讀得比我通?李登輝告訴友人,早在入黨以前,就已經讀遍了馬克思的著作,大家既然不聽從我的意見,那我干脆與爾等劃清界限好了!

  據徐懋德的說法,李登輝說明自己想脫黨的原因,是因為自覺并不適合黨組織的活動。因為自己是學經濟學的,喜歡從學術的角度研究馬克思主義著作,并不是真正喜歡參加共產黨。當然,徐懋德曾當場質疑李登輝的這番說辭。他當面追問李登輝,去年(一九四七年)年底你入黨、寫入黨申請書表時,明明寫著有志于加入共產黨,此刻又說你不適合黨的活動,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嗎?李登輝則顧左右而言他,不作正面答復。據徐懋德事后向同志表示,基于尊重其個人意愿,徐懋德未便多加勉強。但既然已經參加過黨組織活動,對黨的內部機密,想必亦多有所涉入,在國民黨軍警偵騎密布,查緝共產黨無所不用其極的此刻,徐懋德取得李登輝的口頭承諾,對共產黨和“新民主同志會”的一切事務均絕對保守機密,日后并不得相互攻擊,以維持同志情分。

  徐懋德說不動李登輝繼續留在中共組織內,“新民主同志會”的成員們平日也難忍李登輝處處瞧人不起的高傲氣焰。徐懋德雖多次排解,都不得其門而人。李登輝此番出走,雖說是組織之損失,但少了李登輝這種麻煩人物,頓時如釋重負,得失之間,總要有所抉擇。

  當年的老同志分析李登輝脫黨的心態,認為他是個“頗具英雄主義的人”,認為他留在共產黨內部,覺得無法盡情發揮,心情抑郁,才會興起不如歸去的念頭。對于李登輝個性的分析,這可說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另外,根據陳炳基事后推測,當時“新民主同志會”與“學生工作會”關系密切,負責人均由他獨攬。陳炳基因感無法兼顧而辭卸“學工會”委員一職,推薦李登輝接任,不料卻被上級否決,改派李登輝舊識楊廷椅接任。李登輝失去獨當一面之機會,可能也是其退黨主因之一。

  從一九四七年秋天入黨,到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間和徐懋德談判脫黨,李登輝的共產黨黨齡僅不及一年光景。據一位李登輝的老同志透露,脫黨后的李登輝和中共黨組織完全脫離了關系,組織的公開場合里再也不曾見過李登輝。

  徐懋德敘述的和李登輝最后會晤的這段經過是否屬實,部分同志都有某種程度的懷疑。依共產黨當年在大陸上的做法,既然入黨,就決不容許有什么“退黨”這回事。在某些共產黨人的眼里,“退黨”或是想退黨的“動搖分子”,其實與“叛黨”無異。通常在戰爭年代,共產黨處理叛黨分子只有一種選擇——制裁。所謂制裁,即派人秘密暗殺處決。徐懋德難道未將退黨的嚴重性告訴李登輝?即便是徐懋德末曾告知,以李登輝之精明,豈會不曉得共產黨處置退黨人員的手法?

  所以,“新民主同志會”老人敘述的有關李登輝退黨的經過,是否有隱瞞事實之處,實在值得再三推敲。以我的訪查了解,李登輝退黨后,在“新民主同志會”內部引起了極度的震撼,徐懋德和李登輝之間在最后一次晤談時,極可能發生過尖銳的言語沖突。所以,徐懋德在結束與李登輝的晤談后,作出了兩個明快的決定。

  徐懋德的第一個動作,是立刻著手找人替補李登輝空下的位子。據“新民主同志會”的老人回憶,李登輝離開“新民主同志會”后,有天指導員徐懋德帶了一位新同志到會里,和所有黨員會面。這人名叫蔡瑞欽,臺南人,時任職臺灣省教育會。徐懋德向大家作完介紹后,大家便知道此人是來遞補李登輝的。

  徐懋德的第二個動作,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初,也就是李登輝退出“新民主同志會”后不久,徐懋德立即向內部同志宣布,“新民主同志會”從今天起改名為“臺灣人民解放同盟”,并將組織作了一番重整,目的在增強組織的隱秘性。“臺灣人民解放同盟”共分為三個小組——宣傳、組織、教育,小組的領導分別是李薰山、林如堉及陳炳基三個;徐懋德仍為上級指導員。

  采取這兩項行動,證明徐懋德對李登輝的“君子協定”不放心,他擔心李登輝是個“動搖分子”,只要他果真是“動搖分子”,遲早會出賣組織,向情報機關密告,所以才消極性地作出了這些動作,防范不測。

  雖然李登輝和中共告別了,前文也說過,在各種公開場合,李登輝刻意回避和共產黨同志碰在一塊兒,以避免雙方的尷尬。但剛脫黨時他卻并未和原“新民主同志會”的老同志完全斷絕往來,他依舊可以知道組織的風吹草動。蔡瑞欽來替補他和“新民主同志會”改名為“臺灣人民解放同盟”這些事,李登輝不是毫無警覺。他知道,自己的人身并不安全,雖然他和徐懋德之間有所謂的“君子協定”,但以李登輝多疑的個性,豈會盡信這“閑話一句”的口頭承諾。然而,他究竟該如何防衛昔日同志猝不及防的一擊?

  徐懋德最不愿意發生的事情,正在暗中隱隱然醞釀著。

  李登輝脫黨后不久,國民黨政府開始大肆搜捕潛伏在全島的共產黨人。但是,令人震驚的是“新民主同志會”(當時已改名“臺灣人民解放同盟”)竟是所有中共在臺灣組織中最早被國民黨政府當局破獲的黨組織。一九四八年李登輝脫黨后不久,徐懋德通過管道,向李薰山、陳炳基、林如堉發出緊急命令,要他們立刻離開臺灣,偷渡到香港,靜候香港地區的同志接應他們。陳炳墓在接獲命令后,認為量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無處逃生時,竟然躲藏在臺北一家麻瘋病院,逃避當局的追捕。

  一九四九年二月,陳炳基被迫遠走大陸。中共建國之后,成為中共方面臺籍人士的代表人物。曾擔任北京市“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主任委員及北京市政協常務委員等職務,現已退休。臺灣放寬大陸政策后,陳炳基曾經數度回臺,并和李登輝私下會晤,兩人交情之深厚可見一斑。

  李薰山、林如堉二人因躲避不及,在一九四八年底同時被情報機關逮捕。李薰山被判處三年半徒刑,出獄后并移送感化教育四年,經七年半之牢獄生涯,才重獲自由之身。據稱,林如堉因在獄中策劃組織反抗活動,經情報單位發現后,于一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被判處死刑,立刻執行槍決。李薰山、林如堉等人被捕后,曾經為李登輝轉呈入黨申請書的臺大醫學院助教劉沼光接到上級指令,隨后也潛逃大陸。已婚的劉沼光只身逃往大陸,把妻子留在臺灣,劉太太在臺灣守了一輩子“活寡”,終身末改嫁。

  一九九七年,劉沼光因腦溢血癥死于香港。

  原“新民主同志會”的成員中,除了脫黨的李登輝外,最后被捕的是李蒼降。林如堉在一九五○年被捕后,于同年十月十四日被判處死刑。遞補李登輝的蔡瑞欽,也在原“新民主同志會”被國民黨破獲后,被當局逮捕槍決。

  若將己經離去的李登輝不算在內,原先大家自謝的“五人小組”成員,加上后來遞補李登輝的蔡瑞欽、上級指導員徐懋德、和“新民主同志會”關系密切的劉沼光,一共七個人;其中,林如堉、李蒼降、蔡瑞欽等三人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后槍斃,徐懋德、陳炳基、劉沼光等三人則是“在組織安排下撤逼到大陸”,安然脫身。(鞍:徐懋德系于一九五○年二月間,因情報機關追緝日緊,于最后階段偷渡回大陸,現居大陸天津,已自工作單位退休。)

  七名和“新民主同意會”直接有關的共產黨成員中,惟獨李登輝可以置身事外,未為國民黨當局逮捕,這種結果是令人很不可思議的。以當時國民黨情報單位的辦案邏輯,只要曾經加入共產黨,哪怕參加共產黨活動只有一天,有關方面拼了老命也會將此人逮捕到案。情報單位既然連李薰山這種領導級的干部都逮得著。偵騎們難道抓不著每天按時到臺大上課的李登輝?情報單位為何獨厚李登輝,并蓄意縱放李登輝呢?那時的李登輝臺大都還沒畢業,只不過是個默默無聞的書生,抓李登輝究竟有何忌諱?除非李登輝和情報單位有“特殊的關系”或有明顯的利益交換,否則很難教人相信秉持“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的情報單位,竟會擺著共產黨李登輝不抓,大發慈悲,法外施仁。

  一個天大的疑惑在我內心深處盤桓著,到底李登輝是不是“叛徒”?他到底有沒有出賣他的同志,釀成同志一個個不是命喪黃泉,便是流落天涯?如此慘禍,孰令致之?

  為了解開這許許多多難以解釋的跡團,我親自造訪了年已七十八歲的李薰山。老先生卻親口告訴我,出賣原“新民主同志會”同志的另有其人。李薰山述說的故事是這樣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間。李登輝走后,陳炳基有個私交不錯的同班同學叫劉招枝,加人了“新民主同志會”。(按:李薰山先生告訴我,有關“新民主同志會”改名為“臺灣人民解放同盟”的背景,和李登輝脫黨無關。他說上面要改名的原因,是認為新的組織名字比較“具號召力”。實情是否如此,則有見仁見智的看法。但另據了解,“新民主同志會”改名和李登輝脫黨絕對有關。)劉招枝成為“新民主同志會”成員不久,表現十分積極。他向組織反映,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有位工友,名叫張清杉,此人言行左傾,如果吸收過來,對發展國民黨政府內的組織應有一定程度幫助。

  照李薰山的講法,劉招枝吸收張清杉進人“新民主同志會”后,張清杉不斷打探組織的消息。那年的十月間某日,徐懋德突然帶來口信,謂據報新進人員張清杉是個國民黨特務,你們的底細已經由張清杉暴露給政府特務機關,如果不及時離開臺灣,恐怕會有性命危險,且會影響組織安全。因此,徐懋德命令李薰山、陳炳基、林如堉三人應連夜撤退到香港,到了那兒后,組織在香港自會有人接應他們。

  陳炳基一個人躲在麻瘋病院,而李薰山、林如堉兩人則相約先回家一趟,在家里住一晚后,再連袂偷渡到香港。李薰山說:“我和林如堉太愛臺灣了,太舍不得家里了,想偷偷回家多住一晚,和親人聚聚,隔天再出發也不晚,沒想到這竟是一個天大的錯誤。”

  情報單位的干員去抓陳炳基,結果撲了個空,而去抓李薰山、林如堉的另一組人,卻將他們兩人逮個正著。

  這就是李薰山親口說明有關原“新民主同志會”被破獲的經過。但是,李薰山講述的被捕過程,仍有許多疑點末經澄清。

  譬如,張清杉既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派遣到“新民主同志會”臥底的干員,為何只向其服務機關回報了陳炳基、李薰山、林如堉三人的背景資料,卻漏掉了如李蒼降、蔡瑞欽、徐懋德、劉沼光這幾個人?張清杉為何會找上劉招枝這個“新民主同志會”的新成員,在他面前刻意表現積極,引其上鉤,并借此打入共產黨組織,俟機對該一組織發動突襲。張清杉的情報來自何處?是內線,還是外部情報?這提供線索的人是誰?

  日后李薰山的判決書上,也凸顯了李薰山上述說辭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判決書的“事實”項下寫得清清楚楚,說李薰山這個案子,是“業經臺灣全省警備司令部偵悉分別逮捕”。但是,清楚張清杉在國民黨情報機關工作歷史的人都曉得,張清杉并不是“臺灣全省警備司令部”的干員,而是保密局吸收的本省籍干員。依國民黨情報單位疊床架屋、各自為政的工作慣性,張清杉明明是保密局的人,他怎么會把自己查悉的李薰山等人的情報線索交給“臺灣全省警備司令部”去辦,白白送警備司令部一個大人情呢?可知李薰山所說,原“新民主同志會”是被張清杉潛伏而遭國民黨破獲的說法,是存在著若干明顯疑點的。

  除非上述疑點都能一一澄清,否則,共產黨內外對李登輝出賣同志的疑云將永遠難以廓清。

  日后李登輝在擔任“總統”后,當昔日“二二八”受難者向他陳情要求政府賠償損失,并為當年政府的錯誤舉措道歉時,李登輝竟亦厚顏地聲稱他“也是‘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對照一九四八年李登輝脫黨后,情報單位竟然立刻動手抓人,他“新民主同志會”的舊日老同志,一個個不是被槍斃就是關人大牢,要不便是亡命天涯,在海外高唱“黃昏的故鄉”。李登輝既未參與“二二八民變”,連“二二八”的邊都沾不上,加人共產黨沒幾個月又中途腳底抹油開溜,甚至還被懷疑出賣同志,這種人自稱是“二二八受難者”,豈不是對受難者家屬和受難者冤魂天大的污辱?

  如前文所述,話說“新民主同志會”被當局破獲后,陳炳基靠著其他老朋友的掩護幫助,在當時臺北“樂生院”(按:該院系一安置麻瘋病患的場所)工作,整天和麻瘋病人在一道。一九四八年底的某一天,陳炳基和他的一位親戚相偕走在臺北西區街頭,遠遠看見李登輝迎面走來。陳炳基看走過來的是“老同志”李登輝,準備上前去打招呼。誰曉得李登輝瞥見是陳炳基朝他打招呼,不但假裝不認識,還側著身子徑自往旁邊的岔路走開,一溜煙不見人影??梢姰敃r李登輝之機警與心虛。這是陳炳基離開臺灣前最后一次與李登輝見面。

  我有一位堂兄,名徐淵琛,和陳炳基交情不錯,在陳炳基落難時,曾經資助他盤纏。陳炳基為了樂生院病患過年時能品嘗年糕,還曾向我父親要求捐贈紅糖一大袋,父親也慨然允諾。所以我們家族和陳氏也算有些淵源。后來徐淵琛因案被當局執行槍決。

  一九四九年二月間,原先四處藏匿的陳炳基終于逃離臺灣,赴大陸投奔中共。

  號稱為“五人小組”的“新民主同志會”五名成員中,扣除脫黨的李登輝,另外四個成員竟然不是被捕就是亡命海內外,(按:“新民主同志會”改名為“臺灣人民解放同盟”,尚有新同志加入。)而且組織曝光遭政府情報單位破獲的時間,恰巧就是李登輝脫黨之后不久的事。那時,固然情報單位已經展開搜捕行動,但一九四八年間,共產黨尚未在大陸取得政權,國民黨情報機關執行任務跑重點仍放在大陸地區,正忙著在大陸和中共作證面交鋒,哪能將重點工作擺在清剿臺灣的共產黨呢?因此,認為“新民主同志會”的破獲和李登輝脫黨有關,乃是合理的懷疑。

  但是,“新民主同志會”如今尚幸存的老同志,卻聲稱李登輝絕對不會背叛組織,沒有向國民黨告密。李薰山就是持這種觀點的一位。他表示,有人說李登輝因出賣同志而存活,并非事實。他說,李登輝“是因為被警總叫去,調查他是在農復會任內,從美國康乃爾大學回國后之事”。并稱當時李登輝是被蔣彥士保釋出來的。李薰山并表示,李登輝被約談時,他(指李薰山本人)己經出獄,李蒼降、蔡瑞欽等人則己被槍決。他認為李登輝被約談時,其他同志不是已經槍決,就是刑期已滿重獲自由身。

  李薰山還說,李登輝只是坦承過去的事情,他的供詞對案情本身“已無影響”,故此事“不能冤枉他”。

  李薰山還回憶當他被約談臨回來時,調查人員向他說:“李登輝是已經自新的人了,你往后對外要保密,切莫再談及當年往事……”這段談話,透露了幾許玄機,只是李薰山當時無法突破盲點。他顯然不知道一九六九年李登輝被約談是因為被懷疑涉及黃文雄槍擊蔣經國案(在康乃爾大學時,李登輝與黃文雄時有往來),約談李薰山不過是對陳年老賬重新求證而已。事后證明臺獨分子黃文雄案與李登輝無涉,李登輝是清白的。

  到底坊間的傳聞有沒有“冤枉”李登輝?我認為有值得商榷的余地。但是,若說李登輝和“新民主同志會”早在一九四八年,也就是真正由蔣經國登臺主導的“白色恐怖”都還沒實施,就已經被國民黨在臺情報單位破獲的這件事看來,實在很難令人信服。

  關于李薰山的講法,我認為仍有許多疑點亟待澄清。而要澄清這段歷史的話,首先就要從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大環境了解起。

  現在臺灣一般人所說的白色恐怖,大致上可以租分為兩個階段,而這兩個階段,也堪稱是國民黨當局在臺灣實施高壓統治的兩個高潮期。

  第一階段的白色恐怖,是從一九四七年二月一直延續到一九四八年底。這段期間,是國民黨軍隊針對臺灣島內的暴亂強行武裝鎮壓的時期。這個階段的白色恐怖,執行的主角是國軍部隊,特務機關則是配角;而鎮壓對象基本上以參與“二二八事變”的群眾和領導或參與協商的精英階級為主。第十階段的白色恐怖,國民黨尚鮮少對臺灣島內的左傾或共產黨嫌疑分子進行大逮捕或是武裝鎮壓。

  第二個階段的白色恐怖,實施時間是從一九四九年底,國民黨在大陸的軍事全面失利而撤退臺灣之后,到六十年代末期為止。這個階段白色恐怖的執行主角,是為數眾多的情報機關特務人員,而軍警武力只是執行白色恐怖的后備配角。當年分布大陸各地派系龐雜的國民黨情報機關,全力清剿島內共產黨潛伏分子。共產黨和臺獨分子是這個階段的鎮壓對象。

  但是,國民黨政府在尚未撤退臺灣之前,也就是第二階段的白色恐怖尚末展開前,就在一九四九年宣布臺灣地區實施戒嚴,這算是第二階段白色恐怖的序幕。隨后在國民黨政府于同年底撤退來臺以后,于一九五○年五六月分別頒布了懲治叛亂條例及檢肅共黨條例,并且以這兩個條例作基礎,第二階段的白色恐怖才真正開始,從此展開了臺灣有史以來最嚴厲的高壓統治時代。

  弄清了白色恐怖的階段性特性,就明白為什么李登輝曾經參與的共產黨組織“新民主同志會”,在白色恐怖還不那么嚴峻的時期——一九四八年年中,竟遭國民黨情報單位破獲,組織成員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損兵折將,八名成員里邊,三人被殺,一人被捕判刑,三人亡命大陸。而當作者查考當年安金局及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所有的檔案資料時,竟然發現在一九四八年間,此事完全末被記載在資料中??梢姰斈瓯黄偏@的,盡是些不受當局重視的小案,根本沒有偵破像樣的潛伏共黨案。這亦間接證明,“新民主同志會”如非李登輝的密告,何以組織最后會全部瓦解?無疑,在第二階段白色恐怖開始前,李登輝已經“將功贖罪”,向國民黨效忠靠攏了。

  事后李登輝的昔日同志為李登輝緩頰開脫的種種說法,經常是漏洞百出,由此更足以證明李登輝當年向國民黨“輸誠”,其技巧是何等的高明了,高明到連昔日被李登輝坑害、坐過國民黨黑牢的老同志。出獄后都還要為他“辟謠”開脫。李登輝究竟是用什么手法讓老同志甘于隱忍不語,甚至為他做些溢美之詞,掩飾其罪愆,顯然不是外人可以窺盡其全貌的。據我的了解,當李登輝任職“臺北市長”后,手邊開始掌握行政資源,他使借此良機,大做收攬昔日老同志人心的工作,這也難怪若干人等會對他呵護有加了。

  研究過李登輝過去歷史的人都清楚,憑常識判斷,李薰山說李登輝是在農復會時期“被警總叫去調查的”已是后事,而事實上,李登輝早就向“警總”的前身——“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自新;而李登輝去向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自新”的時間,則是在他服務農林廳的初期,也就是一九五○年左右,而且保釋人不是別人,正是我的父親徐慶鐘。至于李登輝是否曾經在正式“自新”之前向情報單位透露過什么線索,我不敢絕對說他有;但是,如果為他辯護的人沒有確實證據,也不足以說明李登輝是清白的,更無從說明李登輝和他的組織被破獲脫得了干系。因為的的確確,“五人小組”里邊,只有李登輝一人是脫黨分子,其他的“同志”在他脫黨后,不是被槍殺,就是陸續被逮捕判刑坐牢,惟獨李登輝二人逍遙法外,怎么能不啟人疑竇呢?

  (按:有關“警總”的名稱,一共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一九四五年九月,陳儀在臺灣成立“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陳儀兼司令,體制上歸軍事委員會領導,司令部有兩個辦公地點,一為臺北,一為重慶;第二階段,一九四七年五月。為適應“二二八事變”之后的臺灣情勢,改名為“臺灣全省警備司令部”,首任司令為彭孟緝,體制上歸臺灣省政府主席節制;第三階段,一九四九年二月,改名為“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省主席陳誠兼任總司令。改隸國防部;第四階段,一九四九年九月,改名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到一九五八年六月底為止,歷任司令率由省主席兼任,先后為吳國楨、俞鴻鈞、嚴家淦、周至柔。一九五五年起,保安司令部改受國家安全局指導節制;第五階段,一九五八年七月起,改名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首任總司令為黃鎮球。

  “警總”是早年國民黨政府地區性的情報機關,主要任務是檢肅臺灣地區的共產黨員和“叛亂分子”,維護這一地區的安定。)

  來源:《替李登輝卸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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