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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光偉:《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之三

2020-07-22 11:52:37  來源: 紅歌會網   作者:許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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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載于《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第36-57頁。這是文章的第三部分,第一部分的鏈接如下:

  Ø《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之一

  Øhttp://www.997092.tw/Article/cdjc/jingdian/202007/240782.html

  第二部分的鏈接如下:

  Ø《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之二

  Øhttp://www.997092.tw/Article/cdjc/jingdian/202007/2408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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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機理、矛盾機理的具體統一過程——《資本論》唯物辯證法體式的工作性質

  政治經濟學是工藝學的階級社會的衍生規定。工藝學研究勞動過程本身,研究勞動過程的全部事件,以此向自然科學進軍;政治經濟學則不然,其以對勞動過程的產物形式進行批判性解剖,揭示社會科學的理論內核。因此誠如葛蘭西所言,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并不像人們可能認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樣是一成不變的。關于《資本論》的科學研究事件,列寧則指出,“馬克思說的只是一個‘社會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也就是他說的,他研究的只是這個形態而不是別的形態的發展規律。”[1]157【注:[1]列寧.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為此馬克思調用了全部的思維形式工具,而決不只是抽象和具體。“王亞南提出,不能把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辯證方法簡單地等同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提出的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或是其他方法。”[17]【注:[17]周可.王亞南與新中國《資本論》方法研究的開啟[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6): 77-83.】

  此處,我們看到唯物辯證法這個用語在多個術語的意義上同時成立。而設若唯物辯證法以“母子體用”結構體式成行,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一種特別款式的“唯物辯證法的中華定義”?是不是意味著以唯物辯證法為事物對象之規定又似乎構成了一種“預設性定義”呢?

  首先,就《資本論》對矛盾規定的解決而言,本身是一個辯證法的行動問題。“然則,這是馬克思將價值規律同時視為批判和建構規定的理由。矛盾的歷史論(歷史機理形成和發展: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危機論(結構機理)、矛盾的實踐論(矛盾機理本身)以及歷史矛盾的認識論(即認識機理形式),它們依次展開,馬克思全面揭示了拜物教意識所賴以產生的經濟根源和認識動因。”[4]【注:[4]許光偉.勞動過程與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對《資本論》方法貢獻的性質[J].當代經濟研究,2020,(4): 11-23.】

  自由女神從黃昏時起飛!定義完成了內涵邏輯對外延的知識具象,然則需要執行前提批判。進一步,對唯物辯證法自身進行規定,亦未必是單方面給辯證法規定限制語的問題,而必須同時要給唯物主義加上“辯證法的限制語”,——但這似乎又是在進行唯物辯證法的“相互循環定義”。猶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以及“生產關系反作用生產力”,人們極易滿足預設性定義活動。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當然不是互譯。具體而言,《資本論》走出預設循環的辦法是堅持“史態的唯物辯證法”概念(唯物辯證法=歷史),即如上指出,藉由四大機理系統的科學說明,完成對這一規定的過程性鍛造。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勞動過程、勞動二重性之視為同一個術語,在于其內部認識規定和矛盾規定的統一,即它們不是一為唯物主義、一為辯證法,而是互為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規定。它們之間的關系從而不能視為“相互定義”,而委實在于分別從聯系和發展方面,去推動各種事物定義的批判性前進。亦因此,《資本論》沒有局限于形式邏輯的定義,而深入到矛盾機理問題探究的領域,從歷史和資本主義數量機制的發展過程兩個層面入手,分別探討了“結構化矛盾”形成的機理,據此給出其在生活過程的全面性表現。然則,《資本論》四卷毋寧說成均以矛盾開局:矛盾規定初成于第一卷,形成和定格在第二卷,系統展開和生活呈現是第三卷,最后形成認識范疇的則是第四卷。而毫不夸張地說,所謂歷史認識,完全由矛盾分析所“沉淀”而成;須知“矛盾”是關于聯系和發展的觀點有機統一之理性認識,矛盾認識法則是關于對立統一規律的思維學把握。⑩

  【注10:早在1937年,毛澤東就指出在看待事物的矛盾及其發展中,既要注意區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又要注意區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所謂普遍矛盾,是就事物聯系與發展所普遍遵循而論,是原則性強的矛盾規律。如對中國而言,“列寧-恩格斯道路”是個普遍運動規則,是個“大矛盾”;相反,“恩格斯-列寧道路”則是特殊運動規則,是相比大矛盾的“小矛盾”,但在特定發展階段上又可能是尖銳和突出的特殊矛盾,乃至成為“大矛盾”。矛盾的共性和個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也是相互轉化的。于是就社會主義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矛盾個性”而言,它仍然體現矛盾普遍性與“矛盾特殊性規定”之統一,乃至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矛盾規定性與社會主義的階段發展的矛盾之統一。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作用的水準與層級做出的科學判斷,但同時決不意味著它不隨時準備著向更高一級的發展階段進行過渡和轉化,實際上,生產方式內部的越來越激烈的矛盾對抗性已然充分表明了這種工作轉化的可能性。邏輯是歷史智慧學,而非現象學的兜圈子,可有人總是一味操弄“一般、特殊、個別”概念邏輯,欲將概念形式的邏輯學作為真理的公式,根本不了解個別對一般關系的唯物主義工作內涵。列寧站在歷史高度指出,社會主義本質上只能是這一運動形式和斗爭形式:“他們根本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的下述見解——他們到目前為止只看到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在西歐的發展這條固定道路。因此,他們不能想象到,這條道路只有作相應的改變,也就是說,做某些修正(從世界歷史的總進程來看,這種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當作榜樣。”[18]】

  【注:[18]列寧.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7.】

  亦即是說,“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于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穿于一切過程的始終。新過程的發生是什么呢?這是舊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讓位于新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于是新過程就代替舊過程而發生。舊過程完結了,新過程發生了。新過程又包含著新矛盾,開始它自己的矛盾發展史。”[19]【注:[19]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7.】

  然則,這個歷史(矛盾)下降的路線,還應歸結為“唯物主義的工作路徑”。具體而言,《資本論》的總開局是“商品的兩因素”(矛盾規定——陰陽聯系)。以之為總攬:《資本的生產過程》以“資本主義直接生產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生產)為開局,爾后有資本協作形式的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以“資本主義流通結構的兩個因素”(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為開局,爾后有資本運動結構的形式層面的肯定到否定的變化過程;《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以“資本主義再生產總過程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再生產和剩余價值再生產)為開局,爾后有資本系統矛盾的總爆發。最后,《剩余價值理論》以“資本本身的兩因素”(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從而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乃至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矛盾——這意味著剩余產品的歷史概念要轉化為剩余價值,并且后者要完全取代前者作為其認識的收結。矛盾的歷史論、危機論、實踐論及歷史矛盾的認識論,其中后三項內容逐次形成對前面一項內容的內部秩序的嵌入式擴展,這就造成辯證法同時是唯物主義的分析結果,“辯證法生唯物主義”所達成的效果是歷史發現了“結構型矛盾”的形成,并對其實施了機理解剖。

  其次,《資本論》對歷史認識的解決,說到底是個唯物主義的問題,本質上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知識論。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給出的結論,其第四節構筑的內容既是“認識的歷史部分”,又是完整意義的自然史和人類史互動過程,是歷史結構對認識史的檢驗。同樣如上指出,《資本論》沒有局限于“認識的解決”問題,而全面展開認識機理的探索與宏構。以“認識機理”(事格行動)歸結矛盾,這種唯物主義過程毋寧說就是“辯證法”,是辯證法在唯物主義行程中的落實。然則,產生認識史上的理論邏輯鏈條(歷史部分→理論部分或者說歷史部分貫徹于理論部分):物質與意識統一(《資本論》開篇及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寓意)→物質與行動(規定)統一(《資本的生產過程》)→自然過程與歷史過程統一(《資本的流通過程》)→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統一(《資本論》第三卷和第四卷)。須知《資本論》從商品開始,亦是從對商品及其拜物教的批判開始,這勢必要將商品理解為一個暫時的歷史規定:一個暫時的存在規定和一個暫時的發展規定。這進一步表明認識批判是沿著“發生型矛盾”路線前進和上升的,即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二重性”→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個別資本(運動)和社會總資本(運動)→體現在資本再生產過程中的“要素二重性”(生產資料社會要素和消費資料社會要素)→資本的二重性(商品和貨幣)。簡言之,這是唯物主義領導辯證法的過程。

  如此一來,歷史→認識(經線)和認識→歷史(緯線),可擴充為:歷史(辯證法)→認識(唯物主義),作為經線;以及認識(唯物主義)→歷史(辯證法),作為緯線。緯線的規定或可寫為:認識I(唯物主義)——事格(過程)——矛盾(辯證法);經線的規定或可寫為:矛盾(辯證法)——事格(過程)——認識II(行動主義)。這兩個系列又可以分別合成為:矛盾I(發生型矛盾)——事格(過程)——認識(唯物主義)——事格(過程)——矛盾II(結構型矛盾),作為母子關系發展系列;以及認識I(唯物主義)——事格(過程)——矛盾(辯證法)——事格(過程)——認識II(行動主義),作為體用關系發展系列。從中可做幾點小結:(1)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唯物辯證法工作統一體的兩個規定側面,一為狹義的“認識機理”(揭示認識形成及發展的道路和結構化機理),一為狹義的“矛盾機理”(揭示矛盾形成及發展的道路和結構化機理);?

  【注11:王亞南認為,“應該從認識論方面和方法論方面分別考察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統一。從認識論方面來看,承認事物自身的矛盾運動過程,就已經是在運用辯證方法;而從方法論方面來看,不僅要按照認識論所肯定的那樣,把對象看作是辯證發展著的,還要按照對象的辯證特性來認識它研究它。”[17]】

  【注:[17]周可.王亞南與新中國《資本論》方法研究的開啟[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6): 77-83.】

  (2)進一步,唯物主義由于在政治經濟學中普遍采用了“事格”,也就成了“辯證法”;(3)同樣,辯證法沿著“事格”擴展自身的規定,也就成了“行動主義(認識)”;(4)母子路徑對體用結構的整體規定性的輻射作用,保證了認識的同一,即“人格化的事格”“物格化的事格”始終保持著內在的工作連通性。歸根結底,歷史是硬標準,“天地英雄氣,千秋尚凜然”;歷史(行動和矛盾)下降與歷史(思維和認識)上升是同一過程,實質都是歷史對知識的關系生長過程,而可從中提煉“對象知識”(即范疇規定)。對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機理聯系于是決不可做“公式化”理解,亦不能懷有“普世主義”工具想法,須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種“廣義的方法”最終只能由自然歷史過程來做總體的布局。?

  【注12:所謂合母子而成體用:合歷史而成規律(工具)定義,合規律而成范疇(工具)定義,合辯證法而成邏輯概念(工具)定義,合形式邏輯而成知識概念(工具)定義;進一步,概念形式成而有邏輯,邏輯形式成而有知識,知識形式成而有內涵和外延之分,內涵者定義之總格也,外延者知識形式之分格。然則概念定義者,曰一分到底,至無可分止也。一言以蔽之,定義不過是“用之工具”,概念定義則是最后的亦必是最完備的知識形態,同樣也必定是自我否定的一個認識上的開端?!?/p>

  如何吹響《資本論》“新時代集結號”呢?行動主義的方向維度是“進和退”,唯物主義的方向維度是“實和虛”。第一場——起義: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資本積聚→資本集中;第二場——長征:資本循環→資本周轉→簡單再生產運動形式→擴大再生產運動形式;第三場——抗戰:掙得職能資本的一般利潤→掙得職能資本的平均利潤→掙得非職能資本的利息→掙得非職能資本的地租;第四場——解放:求得價值的共識→求得利潤的共識→求得壟斷的共識→求得虛擬的共識,如此等等。所有制決定了勞動過程文明規劃與經濟形式文明規劃的相互轉化,然則財產所有制只能確定為“生產方式對交換方式的關系”,相應身份所有制只能確定為“勞動方式對政治方式的關系”。?

  【注13:它試圖回答這一問題:馬克思既然剖析了“一般”,那么,是否需要把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納入“特殊的層面”展開研究呢?其實馬克思的方法是“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和“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統一,而不是其他。據筆者的研究,從中華唐詩宋詞到《資本論》的道路業已彰明“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之統一;中華思維學的學科體系業已給予“共同體經濟學”頂層設計的位置考慮。進一步,勞者的事格蘊涵政治經濟學批判“主體秩序”和“客體秩序”的發展,從批判角度看,它顯然有機兼容了“從統制到計劃”以及“從契約到市場”的經濟體式。從而在學理上,可以將“社會身份關系的組織生產”和“個人財產關系的組織生產”的規定匯融一體??傮w而言,這是由“共同體本位”不斷地轉向“國家本位”,建立共同體“國家一般”與“個人一般”之間歷史對話的經濟學。決定在這個場合,勞動生產方式也必須既作為“歷史個別”又作為“抽象”(生產抽象范疇的規定)對待,同樣地,政治方式以及交換方式則既作為“社會一般”又作為“具體”(表現具體多樣性的規定)?!?/p>

  剩余價值具有行動主義的“進和退”以及唯物主義的“實和虛”,這總體解釋了為什么當下必然會有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

  【注14:任何病毒不獨具有自然性、物質性,還具有深刻的社會性、政治性。僅此意義而言,在資本主義再生產中發生的衛生疫情表現為可生仔的“特殊社會病毒”,在性質上成為了社會增殖性的“剩余病毒”?!?/p>

  因為勞動過程的產物是“有機構成”的規定,是物質構成和社會構成的統一;其物質實體構成必然是使用價值,同時也包含“不良的東西”(破壞再生產因素);其社會構成又是社會主體構成(身份實體)和社會客體構成(財產實體)的結合和統一。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馬克思《資本論》探究的商品價值構成同樣也作為“身份構成”:作為價值構成,它是c、v、m;而作為階級身份的構成(規定源自“產品身份構成”),它是占有生產資料的“政治身份”、占有生活資料的“生產身份”以及作為與二者的對立關系對應的“經濟身份”。所有經濟形態都是圍繞“剩余”進行的,在這里,剩余價值是純粹的經濟身份的社會客體。其進一步表示社會主體構成是按照占有者狀況和占有標的進行建構的,一言以蔽之,“w= c + v + m”主體構成是隱含的!“政治身份+生產身份+經濟身份”乃是商品客體構成背后的主體規定??梢?,社會客體是不能脫離社會主體而單獨構成的。兩者的辯證關系是:主體構成可看成行動主義的構成因素,而客體構成應直接看成唯物主義的構成因素;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歷史規定性),后者鞏固前者并落實了它的社會規定性。然則正是經由極為詳盡的歷史考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明正是由于價值構成的歷史的社會的發展,導致了資產階級社會主體構成的特殊類型。作為“主體的構成”,它的先兆和征候是傳統產品社會的剝削的經濟規定,它的政治的社會的表現即是上述“特殊階級類型”——二元化對立的社會階級結構。概言之,從原理上看,這些是“病毒二重性”具體發生作用的社會機理與根據。?

  【注15:自然科學是以實驗室技術為基礎的單純的物的科學。自然科學之和社會科學結合,在于提升物的科學為“事的科學”。當下,它的一個突出的社會征候即為“政治病毒(規定性)”,因其利用“政治身份”,直接驅使作為“社會存在”的衛生疫情,藉由病毒的恣肆、社會蔓延,造成追捉剩余價值意義的“剩余病毒”。正是由于再生產所內生的“病毒”具有二重性,“政治病毒+再生產中的公共疫情(病毒本身)+剩余病毒(以社會方式進行擴散、傳播)”之再生產構成將成為理解上的一個總公式?!?/p>

  【提要】

  《資本論》試圖回答什么是唯物辯證法?它的作答方式是機理考察,采取了特殊發生學和實踐化的對結果進行呈現的批判的藝術方式。經由譜系學考訂,《資本論》作為唯物辯證法的“活化石”,具有完結形態上的意義?!顿Y本論》科學運用一種特別的學科——政治經濟學批判,和“中華思維學的學科規定”歷史遙相呼應。它用徹底的事格研究鎖定歷史的“對象”和“研究對象”。然則這個機理系統可以確定是母子體用、經緯合一的體式,包括歷史機理、結構機理、矛盾機理及認識機理,它實現了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有機對話”和“無縫結合”。中華歷史實踐及東方社會特有的“思維舞步”徹底擊破了西方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賦予自然歷史過程準確的時代感以及應有的民族文化內涵。這一方法論發現有力地支持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思想共同體”的理論,通過豐富批判科學的實踐素材,深刻具體地揭示了馬克思主義文本的內涵及其獨特“工作機制”。研究亦表明,在考量資產階級“現代主流經濟學”貧困性的同時,馬克思主義學科必須實施通史領域內的“虛”“實”強強聯合,以具體指導中國經濟學教材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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